2021年2月5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寒假学术沙龙第二期在线上成功举办。本次学术沙龙邀请到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宋朝龙、王成英两位老师作为点评嘉宾，主题是：“法国史三书”与历史唯物主义。 

　　本次学术沙龙的上半场由赵睿夫、杨胜博、王先鹏三位同学进行汇报。

　　赵睿夫同学指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蕴含着马克思关于信用与革命关系的重要理论。通过对国家信用、商业信用、私人信用等具体范畴的界说，马克思阐明了其“信用危机激发社会革命”、“革命运动重塑信用秩序”、“信用革命与阶级革命内在统一”的信用与革命关系理论，揭示出无产阶级掌握社会信用话语权、构建全新社会信用体系、使人民充分享有社会信用权益的重大意义。

　　杨胜博同学认为，马克思对19世纪法国金融贵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了金融贵族在经济上的寄生性和掠夺性，在政治、文化上的反动性、腐朽性，揭示了金融贵族对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破坏性影响，并阐发了如何推翻金融贵族统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主张。马克思对金融贵族的批判实质上是对金融资本的批判，这种批判是马克思整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理解和超越当今的新帝国主义仍有重要的意义。

　　王先鹏同学指出，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泛化、庸俗化唯物史观的做法大行其道，部分学者把生产决定论、辩证法三段式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当作万能的钥匙，套用全部当代生活问题，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基础，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貌，与泛化、庸俗化唯物史观的观点彻底决裂。

　　上半场的汇报结束后，同学们进行了简短的点评，汇报人进行了回应。王成英老师和宋朝龙老师进行了点评。王成英老师指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策略，对后来无产阶级从事暴力革命有很大启示：要把金融贵族作为斗争最首要的目标，剥夺资产阶级，推翻私有制，要建立公有制。经济因素对于历史的发展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精神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宋朝龙老师指出，信用是政治经济学当中的重要概念，信用和债务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宋老师分析了金融资本剥削的残酷性，一方面金融资本有演化为高利贷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小产业资本因为受到金融资本的剥夺，更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如果离开人的意志，离开人的能动性，历史就变得非常神秘和机械。唯物史观研究的是人的意志规律，表现为由阶级、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决定的意志。

　　本次学术沙龙的下半场由陈筠淘、张习康、张雪三位同学进行汇报，其他三位同学作了点评。

　　陈筠淘同学指出，在对1848年至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研究中，马克思深入批判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政权特点与治理状况。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出于剥削人民的需要，必然会不断强化行政权力，从而造成一种远超出封建时代的专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剥削本性，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成为人民利益的真实代表，反而会因自身制度的固有矛盾而陷入严重的治理危机当中。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对透视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疫情防控的乱象、揭露其政权的虚伪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张习康同学认为，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是统治阶级。二月革命后，自由主义共和派逐渐成了统治阶级。但自由主义共和派的执政理念是同现实相矛盾的，自由主义共和派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金融贵族的统治根基。在自由主义共和派的统治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而流浪者波拿巴巧妙地利用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利用了农民阶层的保守观念，成功地复辟了帝制。波拿巴主义崛起的内在逻辑对我们理解当前西方政治变局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张雪同学分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中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政治主张带有空想性、反动性及调和色彩；其次这种思想导致其无法采取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势，因此不能产生坚强的政党，带领本阶级的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将各革命势力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充分吸取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教训，推动革命进程的前进。

　　在同学们进行了简短的互评之后，宋朝龙老师和王成英老师进行了点评。宋老师指出，在自由主义这样一种形式自由的背后，金融资本的统治造成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分裂，自由主义没有更多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为波拿巴主义的崛起、为纳粹的崛起、为今天民粹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条件，所以自由主义就走向了反面。灌输论在自由主义的逻辑下遭受到非议，我们应该从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去进行澄清。王成英老师指出，波拿巴主义的崛起是很多条件综合的相互作用的后果，既包括当时法国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也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软弱性和中小资产阶级软弱性，也包括当时法国农民保守的观念。从无产阶级自身的条件来讲灌输是应该的，但是怎么灌输一定需要科学的方法。最后，王成英老师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能脱离现实，要能从中总结出对我们国家、民族和个人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成果，要重视经典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