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116周年校庆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燕园，与师生亲切交谈，肯定了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同时也表示出更高的期待。北京大学是红色经典文本策源地，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发源地，在近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担当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北大是常为新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为中国的命运而发声，对于中国社会的道路选择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为了继续推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传承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马藏》工程应时而生。《马藏》编纂工程由北京大学牵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具体负责组织国内外相关单位和学者实施。

基础工程，意义重大

2015年3月29日，北京大学《马藏》编纂工程启动工作咨询会议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国内相关高校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国和副院长孙代尧主持。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和优秀学者汇聚一堂，从不同的角度，为《马藏》工程的顺利开展建言献策。

作为《马藏》编纂中心主任兼总编纂，顾海良教授谈起这项工程，言语中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最初讨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的时候，大家一拍即合，表示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进行系统性整理以及文本的再呈现，因为这在当前的社会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都显得太重要了”，他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与文献的搜集、编纂与出版，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但始终未能把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的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不相称，也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话语体系的需要。”

谈及《马藏》工程的特点，顾海良教授称其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工程”，它不同于一般性的资料汇编，要“去粗取精，编研并举”，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过程通过文献再现出来。这项工程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研究，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广纳英才，协同合作

《马藏》工程承担着重要的时代责任，规模浩大，文献资料庞杂，历史研究的遗留问题众多，争论的焦点也很多。这些因素就决定了《马藏》工程无法由某一个机构或者单位单独完成。“多学科联合攻关，国内外协同合作”也就成了《马藏》的一大特色。顾海良教授谈到：“《马藏》编纂要体现思想性、学术性、权威性，《马藏》将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搜集汇编更为丰富和完备的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的各类文献，纸质版和电子版并重，这样的工作单靠马克思主义学院或者北京大学是没有办法做好的，需要国内外学者的参与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汇集优秀学者，与国际相关文献资料机构和国内党史研究部门、图书馆、出版社、以及其他高校进行合作。”学校表示会大力支持这项工程，整合资源，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北京大学将成立《马藏》工作领导小组和《马藏》编纂中心，成立《马藏》出版发行工作小组。向教育部申请将《马藏》工程列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收培养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方面的专业博士生。

《马藏》工程意义重大，权威性高，对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最令顾海良教授感动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主要传播者的老一批专家学者，在得知《马藏》工程启动后，激动不已，纷纷贡献出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为编纂工作提供了宝贵、翔实的文本资料。“我们要把这些老一辈的研究进行整合和编纂，把他们的优秀成果和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延续下去。”

分步实施，攻坚克难

《马藏》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时间和空间上跨度都很大，不能一蹴而就。为了体现编纂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需要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我们会首先编纂出版《马藏》中国编，即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文献，将按若干重要时间节点分步完成；接着编纂《马藏》国际编，汇编国际上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的文献和研究成果。”顾海良教授向我们介绍，“《马藏》中国编计划于2024年左右完成，国际编计划于2035年左右完成，全部工程预计历时约20年。中国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文本典籍汇纂，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最精华部分的汇纂。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料汇编，而是挑选最有影响力的、最有特色的、经过专门考证和研究的文献。在编纂国际编的时候，要以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看待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差异。”顾海良教授着重介绍了“中国编”的初步构想，整理国内已有研究成果，甄别有争议的问题，并且提供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详细文本资料。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认识不够，掌握的文本资料不全。他说：“我们通过文本再现的过程为研究者提供文本依据，弥补当前研究资料不足的局限。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只做文本引导、考据说明，对争论问题本身不做简单的判断，只是提供继续研究的基础，让学者们充分发挥各自研究的创造性。”

当然，如此浩大的编纂工程也会遇到不少的难题，顾海良教授表示在项目启动阶段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整个《马藏》呈现的结构体系问题。二是谁来做，做成什么样的问题。初步设计是以“年”为单位分卷出版，最后再做专题索引。但是思想史过程与历史进程并不完全重合，思想路径如何呈现？历史过程如何描述？同时，对于目前研究空白的领域如何处理是一个难题。项目设想“以年设卷，每卷分册”。主要是分为五个内容：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译本；第二，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原始文本；第三，中国学者的研究著述；第四，中共成立以后的党内文献资料；第五，其他各种文本，如档案、会议记录等。《马藏》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因此需要分阶段进行。“请最优秀的学者，做最合适的内容”。

致敬历史，造福后人

“我们不能闭门造车，还要借鉴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马藏》工程要反映当前最高的学术水平，参与人员要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不重复建设，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立足协同创作。”顾海良教授对工作的严格要求是项目高质量的重要保证。

此外，《马藏》的编纂工作不是简单的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出版，首先要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有整体的认识。一战后（1914-1919）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思想过程流派十分庞杂。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但是困难很大，《马藏》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及与之交锋的思想流派进行资料收集；之后的五四运动、革命的浪潮勾勒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顾海良教授说：“我们会从普遍关注的问题首先切入，2017年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将首推1917卷、1918卷两个实验本，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将完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部分。这样的安排，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时代性和灵活性。”

“我们会坚持对文本的考证，注重工程的历史延续性，造福后人”。顾海良教授这样评价《马藏》的历史意义：这一工程将呈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同时也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有很大的帮助。它的完成将使中国拥有一部比较齐备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的总汇，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研究者，使中国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究中心。

                                     载《北京大学校报》2015年6月15日第3版学术专版（校报记者 温倩倩）